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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今以华夏之名立国为夏（第3页）

的称呼，与“华夏”同义。《尚书·微子之命》有“东夏”之称，偏指华夏东部地区；同书《太甲上》又有“西邑夏”之称，大致相当于通常所称的“西夏”，偏指华夏西部地区。前人从词源上解释“华”、“夏”二字，一般认为“夏”即

“雅”、即正，指中原居民。

《荀子·儒效》篇有“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之文，同书《荣辱》篇则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左传》有齐大夫“子雅”（见襄公二年、昭公二年及三年），《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则作“公子夏”。这类异文都可证明战国时人确以“夏”、“雅”通用。“华”字即古“花”字，亦即“荣”，引申开来用以指“冕服采章”、“服章之美”，也就是指中原礼仪制度、典章文物；也有人说“华”又含有赤的意思，因周朝尚赤，所以遵从周礼的地区和民族称“华”，与“夏”合称“华夏”。

这些都是后起的理解，虽古人习用，却并不能说明“华夏”一词的来历。特别是以礼文服饰解释“华”字，只能说是一种文化上的关照，并无语源根据。

近世学者对于“华夏”合称，大都是联系地域和文化两个方面的概念来理解的。一方面注意到早期华夏民族的融合过程，

认为先前东部地区的居民称“华”，西部地区的居民称“夏”，在经过融合而形成统一的民族文化共同体之后便合称“华夏”；另一方面，仍从传统的说法，强调中原先进文化与周边后进文化的区别和分野。

如章太炎先生曾说：“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

”这话着眼于“中外”，已扩大了传统所称“中国”和“中华”的概念范围，但基本涵义与前人的一般性理解无异。问题仍在于怎样解释“华”字的源起。章太炎先生提出诸华之民起于西岳华山，在东迁之后仍称“华”族，所以“世称山东人为侉子’，侉’即华’之遗言矣”。

此说颇有影响。徐旭生先生在所着《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把源出西北的黄帝、炎帝“两大亚族”整合为“华夏集团”，虽然他没有解释“华”、“夏”二名从何而来，但也引到了炎帝之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等神话。

李平心先生认

为“华夏”之名当由传说的伏羲之母“华胥”而来。程德祺先生也说：“华族得名，很可能与华胥有关。如果说伏羲是华族最早的神话中的祖先英雄，那么华胥就是华族的始祖母。

”又认为华胥履“大迹”的雷泽即今之太湖，华山不是一般所称的西岳，

而是太湖之滨的惠山，因此“中华民族的最早源头是在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苏秉琦先生用具体的考古材料提出了一种看法：“仰韶文化诸特征因素中传布最广的是属于庙底沟类型的。庙底沟类型的分布中心是在华山附近。这正和传说华族发生及其最初形成阶段的活动和分布情形相像。

所以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人们的遗存：庙底沟类型的主要特征之一的花卉图案彩陶可能就是华族得名的由来，

华山则可能是由于华族最初所居之地而得名；这种花卉图案彩陶是土生土长的，在一切原始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华族及其文化也无疑是土生土长的。

”许顺湛先生又补充说，华族以“花”作为族名，是由于他们崇拜花卉，以“花”为图腾祖先。4、华夏一词的称谓来源这些说法都有各自的依据，但需要澄清的问题也还不少。首先是上古时代究竟有没有一个“华族”。如果说有的话，它在古史传说中是怎么称呼的？或说除了可能相关的“华胥”之名外，还有没有其他称呼？

接下去要问：它的名称究竟是怎么来的？又是什么时候和怎样与“夏族”的名称结合在一起的？“华夏”一词在古文献中的使用情况如何？

更要紧的是，华夏民族的形成是否就以这一部族与“夏族”为主体？如果说是的话，又怎样描述它的历史和文化？倘若不能描述，那么又何从谈起华夏民族的形成？

还有，“华夏”之名与“中国”之称是什么关系？

二者为什么可以合称或互换？诸如此类的问题，以往的说法恐怕都难以作出回答

据我们所思考，华夏民族作为一个巨大的民族文化共同体，

它的形成是和具体部族的起源决然不同的，因此对它的名称的来历，也不能仅从具体部族的名称上去推求。如果仅仅局限于具体部族的名称，那就不可避免地要陷入文化起源上的单元论，因为这样推求的结果，必然是中华民族仅仅导源于一两个部族或发祥于一两个地点，“华山说”与“太湖流域说”便都有这一种嫌疑。现代考古学已经充分证实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发生是“满天星斗”式的，而在华夏民族的形成问题上仍持单元论，毋宁是个大失误。我们的看法是：“华夏”一词由“虞夏”转来，上古并不存在

一个所谓“华族”。

以往对“华夏”之名的推求，几乎全都着眼于横向的联系，

或注重于华夏民族内部的东西对立，或强调了中原与周边的比较，而恰恰忘记了华夏民族纵向的历史行程。过去“古史辨派”

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后来受到不少的质疑，他们的

“破坏”途径也确有可商量之处；但古人对中国古史的认识也确是越往后而越往前延伸，对古史的“编年”也是逐渐清晰起来的。大概在夏、商之际，已可能有“夏商”的联称，而由于社会组织体系的松散、社会变动的无常、华夏民族共同体观念的薄弱以及历史记录的缺乏等因素，人们的“断代”观念还相当模糊。到西周时期，随着民族融合的加强、文化的进步和文献的增多，

人们的共同体观念和历史观念日趋强化，才对夏、商、周三代的历史逐步有了完整的认识，并进而追加虞舜历史而构成“四代”

（同时也已上溯到唐尧以前）。

5、虞夏与商周确实的西周文献（金文除外）如今无从考求，下至春秋战国，则“虞、夏、商、周”的提法已屡见于载籍。如下列各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求《左传》昭公元年：“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

”如《国语·郑语》：“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周礼·考工记》：“有虞氏尚陶，夏后氏尚匠，殷人尚

梓，周人尚舆。”《礼记·文王世子》：“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

”先秦以至汉代古籍，特别是《礼记》一书中，还有更多比较四代制度之词，文繁不备录。我国古代的编年体王朝史和诸侯国史，

大致到西周后期才开始编修（个别诸侯国还要早些），对上古历史的完整认识也应到这时才开始确立。

《尚书》按虞、夏、商、周

“四代”的顺序编辑，正反映了这一种历史认识程序。近年学术界对这一认识越来越重视，故叙述中国文明和国家的起源也更多地溯及有虞氏时代的历史。

在先秦学者的意识中，上述“四代”的历史实际上是分为

“虞夏”和“商周”两个单元的，一为古代史，一为近代史，上引

《墨子》与《韩非子》之文都表现出这种意向。《礼记·表记》以